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深化，受贿犯罪手段日益隐蔽化、复杂化，其中“商业机会型受贿”作为一种新型贿赂形式，在实践中屡有发生。此类行为以“商业合作”“市场交易”为外衣，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给案件定性带来挑战。本文结合司法实践，对商业机会型受贿的认定思路、行为特征及办案要点再进行一下梳理，以期为大家的实务工作提供参考。
01一、商业机会型受贿的基本特征
商业机会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接受或索取请托人提供的商业机会，并以此获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其核心在于“以机会换权力”，具备以下典型特征：
1.机会的专属性与定向性
所提供的商业机会并非面向不特定市场主体，而是针对特定国家工作人员“量身定制”，具有明确的指向性与排他性。
2.风险的排除性与利益的确定性
受贿方通常不承担市场风险，不参与实际经营，却能够“稳赚不赔”，获取高额利润，背离了市场经济的风险共担原则。
3.权力的对价性与行为的隐蔽性
商业机会实为职务行为的对价，双方心照不宣，以合法交易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具有较强的迷惑性。
02二、案例虚拟与解析
案例一：虚设中间环节牟利
某市国有能源集团副总经理张某，负责煤炭销售业务，其妻王某设立一家贸易公司，并不实际经营。因张某在工作中给相关企业老板谋取了许多经济利益。企业老板为了表示感谢，表示不直接从集团采购煤炭，而是从王某的公司采购煤炭。在张某的安排下，其妻子王某的公司以略高于成本价先从集团采购煤炭，再以市场价转售给相关老板的企业。三年间，王某公司以赚取差价方式获利800多万元，张某和妻子王某未出资、未经营，也未承担任何市场风险。
认定要点：
商业机会系张某利用职权人为创设；
王某公司未实际经营，不承担风险；
获利与张某职权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行为构成受贿罪，犯罪数额为实际获利金额。
案例二：项目指标转卖变现
某省发改委处长李某，在负责某重点项目审批过程中，为某民营企业提供帮助。该企业为表示感谢，将项目中一项配套工程的承包指标“赠送”给李某，并协助其转卖给第三方。李某未参与任何施工或管理，仅通过指标转让获利300万元。
认定要点：
指标系权力衍生的稀缺资源；
李某未投入劳动，不承担风险；
转卖行为实为权力变现；
应认定为受贿罪，数额以实际获利计算。
03三、商业机会型受贿的司法认定路径
（一）判断是否属于“财产性利益”
根据《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商业机会本身不属于财物，但通过商业机会实际获取的经济利益，属于财产性利益，应计入受贿数额。
（二）审查是否具备“权钱交易”本质
应重点审查以下方面：
主观动机：双方是否具有行受贿的合意，是否以商业机会为名行利益输送之实；
职权关联：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利用职务便利为请托人谋利；
行为实质：是否真实出资、参与经营、承担风险；
获利性质：获利是否明显高于市场水平，是否具有合理性。
（三）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
以下情形一般不认定为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未利用职权，通过公开竞争获取商业机会；
实际参与经营、承担风险，获利符合市场规律；
获利与职权之间无直接因果关系。
04四、办案实践中需注意的难点
1. 证据收集的全面性
除常规书证、证言外，应重点收集：
商业机会的来源与背景；
交易环节的合理性分析；
市场同期同类交易的利润对比数据；
受贿方是否实际参与经营、承担风险的证据。
2. 因果关系的认定
应通过职权行为与商业机会之间的关联性，判断是否存在“权力对价”。如商业机会系职权直接衍生，且国家工作人员未付出对等劳动即可获利，即可认定因果关系成立。
3. 数额计算的准确性
应以实际获利为基准，扣除必要成本（如有），但不得扣除虚构成本或“洗钱”环节中的费用。如尚未实际获利，一般不认定为受贿既遂，但可作为犯罪未遂或违纪行为处理。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办案一线：看清商业机会型受贿的隐形外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