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职务犯罪案件办理中，留置措施的采取有时被视作理所当然、不容置疑的环节。部分调查人员认为，只要履行了内部批准程序，留置便自然合法。这种“当然合法”的思维，容易掩盖留置措施在启动环节可能存在的实体瑕疵。
必须承认，经过法定批准是留置形式合法性的最基本要求。实践中，调查机关通常不会未经批准即实施留置，相关文书也往往齐备。但这仅仅是合法性的第一道门槛。真正的合法性核心，在于实体要件是否充分满足。
《监察法》第二十四条为留置措施的启动划定了明确的法律边界。该条规定，适用留置必须同时满足以下三项核心要件：
1. 有证据证明发生了职务违法犯罪事实；
2. 有证据证明该职务违法犯罪事实是被调查人实施；
3. 证明被调查人实施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
由此可见，留置的合法性绝非仅由一纸批准文书所承载。它要求调查机关在采取这一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前，已经收集到初步的、经查证属实的证据，能够指向具体的犯罪事实和被调查人。法律实质上否定了“先留置、后找证”的调查模式，也杜绝了“有罪推定”的思维惯性。
《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对《监察法》第二十四条中的“已经掌握”进行了精确阐释，明确了采取留置措施必须具备的三个具体证据条件：
1. 有事——要求有证据证明发生了职务违法犯罪事实。这意味着，在留置前，调查机关必须已收集到能够初步证实犯罪事实发生的客观证据，如异常的资金流水、反映利益输送的合同文件等，而非仅停留在举报线索层面。
2. 有人——要求有证据证明该职务违法犯罪事实是被调查人实施。这要求证据能够将被调查人与涉嫌的犯罪事实建立起可靠的联系，例如证明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批示、会议记录等。
3. 有证——要求证明被调查人实施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证据已经查证属实。这要求支撑事实和关联的关键证据，在留置前已经过初步核实，如书证已核验原件、言词证据中的主要情节已有其他证据印证。
这三项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缺一不可。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证据闭环，从实体上杜绝了“先留置、后找证”的程序倒置风险，是检验留置措施是否具备实质正当性的“试金石”。
忽视留置的实体合法性，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1. 非法证据排除风险：若留置被认定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在此期间获取的供述可能依法被排除，对口供依赖型案件影响尤为重大。
2. 案件整体质量受质疑：启动环节的瑕疵可能引发对调查工作规范性、公正性的合理怀疑，动摇司法裁判者对全案证据的信心。
3. 损害监察权威与公信力：每一起合法性存疑的留置，都会侵蚀监察权的严肃性，影响纪检监察机关的法治形象。
因此，唯有严格把握留置的实体要件，才能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坚守法治底线，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留置合法性审查：以《监察法》第24条与《实施条例》第121条为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