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查调查对象防范伪装是本能，每个谈话对象都会有一个从被审查调查初期的“高度对抗”，到谈话人员取得谈话对象信任之后的“相对平静”，再到随着证据的暗示、形势的分析、主观的剖析带来“逐渐接受”审查调查的处境，再随着谈话人员真诚的关心、客观的利弊陈述、理想信仰的补足补齐，纪律法律规定的对照学习，产生“听取”谈话人员意见、建议的心理（此时，谈话人员需通过谈话技巧不断巩固并放大谈话对象的这种听取心理），再到无路可退的暗示、具体的案例对比与结合谈话对象自身的有的放矢、不断降低谈话对象罪责感的谈话技巧的综合运用，使谈话对象走上自觉彻底的认错悔错道路。
一、设定起点
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起点设立的科学与否，决定着审查调查的工作量，也是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变量。执纪审查调查中，“对抗”是常态，“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既然如此，谈话人员就应该正视，并加以应对，把起点建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无路可逃”的圆点上。同时，这个“起点”也是审查调查的“底线”，这个“底线”即使没有拓展也足以部分完成执纪执法审查调查的职责。
二、情感共鸣
审查调查中，谈话人员多为与谈话对象的第一次面对面，双方信息互不对等。谈话对象不知道谈话人员的能力与风格，谈话人员不知道谈话对象的担忧与顾虑。
“同声相呼，实理同归”，情合者听。该步骤谈话人员需要做的，是让谈话对象放下戒备，实现情感共鸣的第一步——心理接受：引导谈话对象认识到，惩贪去腐不是看人下菜的“势利店”，不是争权夺利的“纸牌屋”，也不是有头无尾的“烂尾楼”，而是自我革命的必须，这也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政治品格，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在这一刻，我们就是“这件事”（指谈话对象接受审查调查的客观事实）的共同面对者，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事发生，我们都有父母家庭兄弟姐妹，我们都知道家庭缺少一个角色会对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与困难，从这个角度谈话人员“哀其不幸”，希望这件事能圆满得以解决。审查调查中的谈话人，首先要做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情感的人，谈话的大忌是高高在上不接地气、挖苦奚落缺乏共鸣。同时，哀其不幸一定要“怒”其不争，此处的“怒”是一种得体行为控制下情绪与观点的鲜明表达，目的有二：一为暗示其正确面对；二为引导其回忆过往，先自我回忆、填补心理事实，自我心理事实的还原是谈话对象能够供述的前提与基础，此时，情感共鸣的第二步——心理联结已自然实现。情感共鸣的第三步为心理依赖，这需要谈话人员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工作技巧，需要以“知天命的年龄，上有老、下有小”的模式化语言来巩固同情；另一方面又需“以更加高度的自觉、更加慎重的抉择”来敦促供述；以“思考如何走出局面，哪些是希望保护，哪些是可以期待，哪些是必须放弃”来明示暗示。因为每个谈话对象的性格特点、心态格局、经历认知、顾虑担忧、爱好习惯都不一样，故以“暗示”为首选，同时又需各有侧重。忌讳是出示证据，寄希望以“证据的出示”来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这是谈话中的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而且使用时还必须把握出示的时机、方式、技巧。
三、投石问路
投石问路，是指在谈话人员不完全知悉谈话对象的心态与顾虑之时，先予以试探，之后再围绕试探的结果施以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语言。
“不见其类而为之者见逆，不见其情而说之者见非”，故“口可以食，不可以言”。投石问路是为了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必然要求，在该步骤要实现三个任务：一是掌握谈话对象的知识结构与修养层次；二是摸清谈话对象违纪违法的主要原因。前者涉及谈话人员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与形式，是与谈话对象个人情况相匹配，以实现对等沟通易于理解的要求；后者涉及思想政治工作的着力点，涉及在启发思想觉悟后，如何一针见血以打开心锁。三是检验谈话人员正在进行的思想政治工作方式是否有效，是否为谈话对象听得懂、听得进。
四、标定形象
标定形象，是指标定谈话人员的个人形象，如敬业、勤奋、理性、客观、廉洁、水平高、多次主办大案要案、充满同情心等。
被誉为“现代侦查实务之父”的美国犯罪学家费雷德·英博（经典代表作《审讯与供述》）曾经说过：“自我谴责和自我毁灭不是人的正常行为特征，人类一般都不会主动、自发地供述自己的罪行。期望作案人未经审讯的触动便因良心的折磨而供述罪行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
思想政治工作是在特殊情景下，带有树立、灌输、说服为任务的交流，但效果却无强制性为保证。在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中，“隐瞒”是常态，而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落地，又以谈话对象如实供述事实为前提。而不同的谈话者，谈话效果天壤之别，有的无往而不破、如顺水行舟之易；有的却处处碰壁、如蚍蜉撼树之难，其差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谈话的水平。
此时，谈话人员就需要思考，谈话对象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供述事实？除了“设定起点”环节的有证据证明，“情感共鸣”环节的建立充分信任，“投石问路”环节的因应个人心理，通过这三个环节建立起“事实已败露，不供述不行，而且谈话人员对我了如指掌”的心理认识之外，此时还需要“标定形象”，标定谈话人员“对违纪违法零容忍”的态度和“富有同情心”的形象。
五、降低压力
“压力”是一种主观心理感受，指行为人因自己的行为背离初心使命、违反纪律法律，将要承担责任时所产生的难过、后悔、自责的心理情绪。
长期的教育与价值，都在倡导公民要“仰不愧天地、俯不怍于人”，要“敬业、守正”，要有道德、信仰、追求，要有公序良知。党规党纪与理想信念，更是在组织层面上要求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违纪违法行为因背弃党的宗旨、背离社会价值、背反人民利益，而为人所不齿、睥睨、唾弃，除了在组织层面上给党带来无法消除的影响外，经济上的罚没追缴、政治上的一落千丈、自由上的身陷囹圄、名义上的信誉扫地、家庭上的支离破碎、亲情上的众叛亲离、待遇上的撤职开除等等，也常令谈话对象诚惶诚恐、缩头缩脑。这些影响与伤害在常态下都无法充分立体推演，在审查调查中谈话对象因亲情感受与平日的不同更加难以接受。因此，谈话对象的压力常常会成为其启齿的羁绊。为此，谈话人员必须降低其压力，让其“轻松”，为陈述事实铺垫条件、铺平道路，使之容易化并最终变为现实。
六、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顾名思义指的是发现谈话对象的实际心理状况，进而根据谈话对象的心理症结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疏导。
在前述投石问路环节，谈话人员要摸清谈话对象的三种心理症结：一是内心定势。或自恃聪明过人，或认为位高权重，或自感功高劳苦，或寄希望倚仗帮助，或抱怨环境不公，或认为系小人陷害。二是迷途原因。或贪财，或好色，或盲从，或心理失衡，或家人拖累，或不知敬畏，或沦陷于“围猎”。三是心理顾虑。或担心人财两空，或感到颜面无存，或在乎社会评价，或唯恐拖累家人，或生怕打击报复，或担忧老无所依等等。 摸清以上心理后，可按以下步骤模式化操作“对症下药”环节:首先，“驱除心魔”。直接指出“无论其有再多想法、再多抱怨、再多顾虑，如果不正视现实、不着眼未来、不从解决局面考虑，都是作茧自缚。”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语言既具有使用目的的明确，又有内容上的模糊与包含，更有心理状态的因应，从而能从心理上动摇谈话对象“防守”的状态。在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期翼能够快速见效的想法固然美好，但从心理学角度来考量，却又非常态，因此，要“循循善诱”。“循循”指的是有所遵循，有节奏、布局，不能杂乱无章、顾此失彼。“诱”指引导，不在于所指的道路有多具体、明确，而在于所指的方向是在利弊权衡之后，有着最佳性和极强因果联系的实现可能性。“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故在“诱”而不在“指”，在于攻心为上，在于用兵于无形。 其次，有针对性剖析迷途原因，隐射出心理定势及顾虑，进一步营造出“懂”。通过分析谈话对象心理定势的盲目和不现实，并多进行“责任转移”，把责任尽可能归因于其它因素，而不能完全归因于谈话对象的自私、贪婪、志趣低下，等到如实供述之后再予以相应揭露。要拔高而不是贬低谈话对象人格，以针对性减轻其心理压力。 七、张弛有度 “强者，积于弱也。”审查调查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张弛有度，首先是“介入”的张弛。应从小处入手，越小的切口越容易把握。“物朴乃存，器工招损”，在不引起警觉、逆反的情况下，通过小切口渐进扩大攻击范围，最终实现完全“教育、挽救”的目的。其实，“挽救”本来就是同志间真诚地关照帮助、心心相通，所以，在这个环节，对谈话对象的“利益”“考虑”得越多，越能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注意，该“利益”不单指物质利益，而是一切有利于谈话对象的物质及精神总和。“考虑”也不是没有原则，更不是允诺，而重在理念的树立，“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
其次，是教育内容上的张弛。谈话人员不能临渴掘井、轻虑潜谋、茫然无措、毫无章法，而应该是量体裁衣、胸有成竹、宽打窄用、滴水穿石，从正视、顺应谈话对象的心理入手，按“阶梯”进行促进。
“事不用巧，是谓忘情失道。”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思想政治工作是剖析性、说理性、引导性教育，前提是谈话人员与谈话对象在情绪、心态、理解力、接纳度的较好结合，基础是实事求是。而由于每个主体方方面面的不一致最终构成人与人之间泾渭般的不同，使思想政治工作难以作适应于万千谈话对象的模式化总结，而只能从心理活动的规律入手，概括总结一些语言以使思想政治工作有路径可循。具体到每步的操作实践，会因谈话对象反应各异而难以从写作技术上完全涵盖，这就需要谈话人员充分开发自己的智能，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熟练掌握谈话技巧，增强心理操纵、临场驾驭、应激反应、语言表达、逻辑思维等方面的能力，科学自己的说教方式，以无穷的变化适应于每一个谈话对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引导、感化”与谈话对象违纪违法“心理事实”的合拍共振，实现“从内”入手，达“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之目的。（本文摘自中国方正出版社《纪检监察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
文章来源于互联网:审查调查思想政治工作的7步做法
